中国制造业不仅不能在竞争面前自甘沉沦，而且还须直视强敌苦练内功。
前所未有的凛冽寒风正在撕扯和浸淫着中国制造业。据汇丰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最新终值结果显示，虽然2012年9月份PMI初值从前一月的的47.6轻微上升至47.9，但该数据依然徘徊在50的“荣枯线”之下，而且持续时间长达11个月。无独有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的9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49.8%，虽然环比回升了0.6个百分点，但该指数仍然被压制在50的“荣枯线”之下，而且已经长达10个月。由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PMI跟踪的是国内大型制造企业运营状况，因此，该指标特别显示，自2011年年12月以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依然没有摆脱疲弱的困境。国内制造业如此长周期的下挫为历史所罕见。
产能“泡沫”的覆压
依靠着高投资带动经济高成长是中国经济最为鲜明的路径依赖。巨额的投资不仅来自于国家财政的供给，而且政府可以通过压低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各类要素价格以刺激和鼓励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确，大规模真金白银驱动了国内经济的一路迅跑，同时也沉淀下来了可观的生产能力。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过低的产能利用率，我国长期积压而成的生产能力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有效的释放，产能过剩由此构成了我国制造业的痼疾。
按照全球制造业认同的一般标准，当企业产能利用率在90%以下且持续下降时，就表明设备闲置过多，久而久之必然形成产能过剩。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只有60%左右，不仅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当前工业利用率78.9%的水平，也低于全球制造业71.6%的平均水平。因此，工信部公布的最新统计结果显示，在中国目前的24个行业中，有22个行业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其中钢铁产能已突破7亿吨，但市场需求只有5亿吨；水泥产能已突破20亿吨，市场需求仅为15亿吨；汽车产能已突破2000万辆，目前国内需求完全饱和；造船能力已突破6600万载重吨，与全球新船年需求量基本持平。除了传统行业外，像光伏等新兴行业也暴露出产能过剩的疾患。资料显示，当前全球光伏行业需求约为30GW，而产能超过40GW，其中80%的产能在中国。
产能过剩已经直接导致了制造企业“去库存”压力的加速聚积。据汇丰PMI的分项数据显示，企业成品库存指数目前已创下2004年4月汇丰PMI数据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值。而据官方PMI数据显示，成品库存在指数在2012年8月已经抵达历史最高水平后还将延续升势。
“空心化”的销蚀
以劳动力、土地等为主要内容构成的廉价要素资源不仅让中国制造业在过去30多年中得到了稳定而持续的低成本供应，而且获取了巨大的红利空间。然而，国际经验表明，任何一国的要素资源不可能总是处于无限供给状态，资源的稀缺性所引起的价格上升最终可能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大瓶颈与约束。
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以及土地资源供给弹性的缩小从而引起要素价格的重估是最近几年中国要素市场呈现出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报告，从2008-2011年的3年时间，我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上涨33%，而渣打银行[微博]日前对超过200个制造商的调查显示，2012年前八个月中国企业工资又上升了11%。不仅如此，过去两年中国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累计上涨了19.6%，企业明显感到了成本聚增的压力。
成本的叠增与累加形成了对制造企业利润的无情吞噬。据不久前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500强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2012年制造业500强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减少13.66%，收入利润率同比降低1.24%，平均资产利润率同比下降1.22%。在需求持续低迷的市场生态下，利润的急剧萎缩已经构成了对生产企业经营热情的重大挫伤，并倒逼企业“逃离”制造业。据悉，虽然时至今日国资委发布的央企“退房令”已经两年了，但央企退出房地产的比例却只有30%左右，而且近期市场中还频现中石油、中铁、中冶等大型央企出手拿地的身影。更令市场关注的是，武汉钢铁集团在2012年准备投入390亿元用于养猪养鸡等非钢产业，而上市才一年的江苏舜天(6.33,-0.06,-0.94%)船舶有限公司在日前7.8亿元公司债发行完成之后就公开宣称用将动用两亿元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问题的关键在于，除成本增加驱动着制造企业“不务正业”外，金融与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之间比较收益的强烈落差也构成了对制造企业生产动能的极大贬损和冲抵。据《2012年中国500强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至2011年间，500强中制造业的营收总额占500强总和的40%以上，而利润总额却只有500强总和的25%左右；同一时期，我国最大的5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营业收入总额均只有500强总和的6%左右，利润总和却占500强总额的32%左右。无独有偶，过去10年中中国房地产行业产生20%以上的利润率，但制造行业的总体利润率却只有3.2%。行业间利润差距如此悬殊，长此以往必然引诱着资本流出实业部门并进入金融和房地产领域。
需要强调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制造企业“去工业化”，中国制造业的“空心化”程度还将加剧。
进攻者的“长矛”
在总额为100万亿元人民币的国际贸易总额中，接近10万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出口总额让全球诸国自叹弗如。不仅如此，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权威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高达20%，成为不折不扣的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然而，一路快跑和展翅高飞的中国制造业时下不仅面临着诸多内忧之困，还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外袭之扰。
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残酷吞噬着发达国家经济肌体的同时，也让在虚拟经济之路上渐行渐远的欧美各国不得不急刹脚步反思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而拉开了“再工业化”的大幕。资料显示，过去一年中，不仅美国提出了“回归制造业”的战略方针，而且欧盟和日本等也纷纷出台重振制造业的强力政策。与此同时，越南、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加快了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的脚步。中国制造业未来将不得不承受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新兴市场国家加速追赶的双重力量倾轧。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已经引起国际资本从中国的回撤。观察发现，自2012年3月以来，先后有美国消费品巨擘佳顿公司、建筑机械公司卡特彼勒、耳机生产商SleekAudio、玩具生产商Wham-O、ATM机器生产商NCR、体育用品制造商阿迪达斯、福特汽车[微博]公司和星巴克集团等将他们全部或部分产品制造从中国转回到美国。按照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最新推测，未来五年将有15%的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本土。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欧美等国的“再工业化”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中国制造业资本的抽离之上。由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瞄准的是高端制造业及其竞争优势的打造，而现阶段中国也正在进行从低端走向中端和高端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双方由此必然产生产业领域新的“交集”，中国制造业未来在高端制造领域所面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事实上，除了在高端地带需要直面欧美国家的竞争之外，中国制造业在传统低端领域也遭遇到了来自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残酷挤压。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亚洲其它七个国家，其中越南的生产成本比中国低15%至30%，印度尼西亚比中国低40%，而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孟加拉国仅是中国的1/5。受此影响，伊藤洋华堂已计划将75%的在华产能转移至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爱世克斯和水野也降低了在华运动鞋等运动用品的生产比例，同时扩大在越南、印尼的生产规模。
与在低端领域的受挤压程度可能还会加码一样，中国制造业遭遇到的贸易摩擦压力也空前增加。资料显示，仅2012年前八个月，在外围经济体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创下历史记录高点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对华贸易摩擦案件数从2002年占世界各国案发总数的17%急升到36%。如果再加上在高端领域可能遭遇到的阻击，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化之路将显得异常艰辛。
“转身”中再飞
在中国经济的豪华组合阵营中，制造业不仅承担着创造就业的时代大任，而且贡献了我国90%以上的出口份额，10万家优秀的制造商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根基和龙脉所在。因此，中国制造业不仅不能在竞争面前自甘沉沦，而且还须直视强敌苦练内功。
转型升级是中国制造业在阵痛之中必须作出的战略安排，而产业融合则是催发转型升级的强力杠杆。作为一种扩散性的技术创新，产业融合的作用就是通过突破原有的产业边界，降低传统行业间的进入壁垒，为企业创造扩大规模和开发新品的巨大商机，并形成开放性的产融体系。其典型案例就是计算机网络、通信业和广播电视业的“三网融合”中所构建出的技术融合——产品与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产业融合的全新业态。为此，国内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兼并、重组以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和组织形式，可以通过高新技术的嫁接改造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可以通过与网络产业的对接，加速电子商务发展。由于产业融合是制造业自身内部或者与其它行业在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基础上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因此，一方面需要企业增加技术投入和强化技术创新能力，培养和锻造跨行业的知识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放松产业管制，给企业的产业创新创造宽松的制度和体制条件。
制造业服务化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价值取向。据国家商务部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在全球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间只占其全部循环过程的5%不到，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要占95%以上。因此，服务型制造既是制造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也是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其成功案例就是劳斯莱斯不再卖飞机发动机，卖的是每台发动机实际推动飞机在天空飞行的小时数。相比而言，中国制造企业目前仍停留在仅提供产品或产品的附加服务上，而在为行业提供串联、组合、集成化等系统解决方案以及零部件定制服务等方面的能力依然欠缺。为此，应加快构建服务型制造的产业技术体系，突破关键技术，鼓励探索行业新业态，实施服务型制造示范工程，加快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
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商业模式创新应当提到中国企业应有的认知高度。美国苹果公司富可敌国甚至其超过了微软[微博]、戴尔[微博]、谷歌[微博]、惠普[微博]、Facebook五家科技巨头市值的总和，其成功的归因既不在于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也不在于其产品本身，更不在于控制了产业中最核心和利润率最高的环节，而是在于它开创了“终端软件＋应用内容”的新型商业模式。由于全球竞争已经由产品竞争转向产业链竞争，而“终端软件＋应用内容”的商业模式让苹果取得了产业链方面的绝对优势，从而确立了自己在移动互联网世界的王者地位。具体到中国制造业，商业模式创新空间十分广阔，如企业可加快发展节能环保领域的合同能源管理、现代废旧商品回收再制造以及各种基于制造的专业服务和增值服务等。
通过创建新型工业化基地和园区是构建制造业转型升级新载体的重要举措。为此，政府应当推动以产业链为纽带、资源要素聚集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快工业企业和大项目向集聚区集聚，引导企业和各种创新要素向园区和基地集聚；决策层应当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业园区和产业基地，进一步提升集约化水平，切实增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行绿色发展和循环经济，使其真正成为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政府还应当协力促进工业园区产学研合作，充分发挥大学、研究机构、知识密集的中小企业、制造企业等不同参与主体的作用，同时对产业聚集区重大科技领域如柔性制造、极端制造以及微电机系统中的先进技术研究给予强大的资金支持，以促进企业创新。
转型升级的结果是高端产业的涌现与壮大，但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和必要的政策倾斜是高端产业顺利成长的关键。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中国而言，制造业的高端化并不等于放弃传统的低端产业和环节。瑞士手表、德国双立人炊具、LV包等都是传统制造业产品，它们的生命力证明，传统制造业大有发展空间。特别是，相对于高端产业而言，中国在低端产业领域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技术升级实现制造业产品的精益化生产，仅国内市场就可成为制造业大战拳脚的领地。资料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历史性地突破了50%，达到51.27%，而且未来每年仍将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根据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1000多万农村人口城镇化就会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与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相同步，我国消费结构也已进入到战略升级阶段。如此迅猛增长的国内消费市场无疑就是摆在我国制造业面前的一场豪华盛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