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建三局深圳建升和钢结构有限公司前董事长兼总经理鲍广鉴接受《建造师》杂志专访。鲍广鉴从事钢结构施工工作整整48年，经历了中国此行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全过程。在深圳、广州、上海、北京，许多标志性工程都留下了他的名字。
鲍广鉴的一生与中国的钢结构发展紧密相联。
从深圳发展中心大厦到上海国贸大厦，从深圳地王大厦到澳门文化中心，从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二期工程到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从深圳会展中心到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航站楼，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到奥运鸟巢再到央视大厦，这一幢幢超高层、大跨度钢厦，都凝聚着鲍广鉴的汗水与智慧。
多年来，他既当施工专家，又当技术人员，在中国钢结构领域实现多个“零”的突破，被誉为“中国钢厦第一人”、“钢结构之王”。其焊接技术堪称世界一流，获得了“焊接大王”的称号。
中国的钢结构工程起步较晚。但很多人不会忘记，1985年，当中国第一幢超高层钢结构工程——深圳发展中心大厦在建设时，需要焊接130毫米厚的钢板，这不仅在中国没有先例，在世界上也属罕见。但鲍广鉴带领技术人员不仅最后攻克了130毫米厚钢板焊接难关，其施工技术还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让中国钢结构建筑水平向国际先进水平追赶了几十年。
1994年，鲍广鉴担任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四高楼的深圳地王大厦主楼钢结构工程项目经理。该大厦钢结构装总量达2.45万吨，仅螺栓、栓钉就达100万颗。鲍广鉴打破了传统的管理模式，创造了两天半一个结构层的“新深圳速度”。该工程施工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二氧化碳立焊、斜立焊技术经国家权威技术中心检验确定为国际首创。
今天，鲍广鉴依然战斗在中国钢结构工程前线，目前正在建设的超大工程中，都能发现他的身影。
光荣的荆棘路
《建造师》：你被外界称为“中国钢厦第一人”、“钢结构之王”，在你看来，做个优秀的焊工与做好的工程师哪个更难，为什么？
鲍广鉴：这些提法最先是由《人民日报》出来的，接着其他媒体也就跟着这么叫了。当时我有点不同意这个说法，但他们解释说，我从1958年毕业到现在已经干了整整48年，如果把在校学习钢结构技术的两年时间也算上，就是半个世纪了。没有人像我一样做过这么多的工作，也没有人像我一样得过这么多的奖，这样叫并不为过，我也就不好再坚持什么。
不过，做个优秀的焊工比做个好工程师难多了，因为工程师按照前人积累的先进经验去工作，而一个优秀的焊工要面对多种多样钢材的焊接，涉及的学问很深。焊工必须要懂金属材料、化学成分、焊接工艺，对每一钢种都要熟悉。如含碳量高的强度高，但是韧性差，含碳量低的，强度低，韧性也低。有的焊工焊的东西会开裂，而有的就不会，有的焊工能焊接很尖端的东西，而有的就不能，都说明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焊工、技师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内蓝领人才比白领人才更紧缺更紧俏的原因之一。
《建造师》：很多人称你为“焊接大王”，不过，稍稍留意一下不难发现，中国被称为“焊接大王”的有将近10人之多，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状？
鲍广鉴：这个称呼有点过了，但当时这么说也有那么一点道理。1985年，我任深圳发展中心大厦项目经理，主持钢结构工程施工。这是中国第一幢超高层钢结构建筑，高165米，总建筑面积75120平方米，钢结构总重11049吨。最后，工程130毫米厚钢板现场焊接填补了中国超厚钢板焊接的空白，被评为国家级工法。
为保证工程质量，在开工之前，我带领其他9名技术人员到日本学习，别人学习都需要四个月的课程，因为我们挑的都是很优秀的人才，只用一个月就学完了，而且是日本川崎制铁那个培训中心第一个百分之百通过的团队。所以在深圳发展中心封顶的时候，他们那个70多岁的社长在会上使劲夸奖我们，说很优秀。其实因为我们文化程度都比较低，要学碳钢、二氧化氮，要学理论，还要考试，在此之前他是很担心的。没想到我们后来却是让他最兴奋的。
钢有很多种，而每一种钢都有不同的焊接技术，因此“焊接大王”虽多，但一般都是各有所专的。想要得到“焊接大王”这个头衔很不容易，像合金钢、低碳钢几种钢材的厚板焊接，高强度焊接，都很难。而新的“焊接大王”比过去的“焊接大王”还要厉害。
《建造师》：你参与过很多标志性工程的建设施工，如深圳发展中心大厦、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广州新白云机场等，在这些工程中，哪一个是你最为得意的，为什么？
鲍广鉴：深圳发展中心算是我的处女作，即使在现在看来，难度也很大。由于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这样的工程一般都是外国人做的。此工程也有好几个国外的公司来竞标，我们能中标很不容易。国外公司因此也很不服气，在我们中标了后，他们还来找我们做他们的分包，甚至取笑我们说不要搞成了第二个比萨斜塔。当时我也有些年轻气盛，想做出点东西让他们看看，因此从信息采集到跟踪、答辩、培训以及最后到施工都一手操作。而且当时虽然各方面比较落后，但各级领导对我的工作都非常支持，提出要买什么设备都会批准。
我最得意的应该是深圳帝王大厦。当时我在中建三局泰国分公司任副总经理，后公司经过考虑要我回来负责这个工程。这样，我就做了帝王大厦的项目经理。
虽然此前我大小已经算是公司的头头了，去当项目经理好像有点不应该。但我还是把自己定位在项目经理上，每天早上7点上班，晚上10点多钟才下班，很少到公司办公室去，一般都呆在工地了。因为此工程当时是亚洲最高，难度也很大。按照美国的标准，局部以及整个向内可以倾斜76毫米，向外可以倾斜50毫米，不过工程完工后，经过测算，我们向外倾斜只有17毫米,向内倾斜也只有20毫米，垂直度是美国规范误差的三分之一。建设部科技信息研究所检索了中外1471万篇文献，未见垂直度偏差如此之小的报道，也未见二氧化碳半自动保护焊在超高层建筑施工中用于立焊、斜立焊的记录。而且60万米的焊伤、焊缝全部都符合美国标准，在施工过程当中，没有发生过一次重大的伤亡事故。
值得一提的是，工程在市中心，晚上十一二点后，我们虽然继续干活，但那些敲打的活就不做了，因此也没有收到一次扰民的投诉。可以说，这个工程，在管理、进度、质量上都是很完美的。工程建筑面积149700平方米，仅用12个半月即实现封顶，施工速度最快达到两天半完成一个结构层，被新闻媒介誉为“新深圳速度”，而世界发达国家同等规模工程施工最快也要18个月。
为中国提供范例
《建造师》：深圳建升和钢结构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11月，虽然只有10年的发展历史，却先后承揽了数十项超高层、大跨度和复杂异型钢结构工程，如澳门文化中心、长春光大大厦、沈阳桃仙机场航站楼等，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个公司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成立的？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内能够取得如此成就？
鲍广鉴：建升和公司是在1996年5月帝王大厦封顶后成立的。当时做工程的人陆陆续续都走完了，上层领导让我成立一个公司，想想自己毕竟也是个头儿，让成立一个公司我也只能答应。在此前，中建三局内部本来有一个钢结构公司，但可能发展得不太顺利，垮掉了。
然而，由于当时深圳政府批示，不批成立新的钢结构公司，所以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没有现成的办公楼，设备也都折旧了，除了帝王大厦退下来的七七八八的几个人外，再没有其他人，甚至注册资金都到不了位。不过，幸好还有中建三局这个大牌子，还有深圳发展中心和帝王大厦这两个很好的作品。在以后的公司管理中，我们十分看重品牌，每接到一个工程，都努力的做好，而且不分包给别人，培养了自己的人才。慢慢地，有了资质，也在国内也打出了品牌。到公司成立8周年时，共获得建设部金奖9个，省部级的科技进步奖9个。因为我们用了一项曲线滑移技术，广州新白云机场工程还被评定具有国际领先水平。2005年3月28日，我还代表建升和在人民大会堂领取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奖杯，这对建筑业来讲是非常难的。
《建造师》：中国的钢结构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怎样的差距？中国还应在哪些方面继续努力？
鲍广鉴：在施工这一块，我们已经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世界先进大企业的水平，已经可以和它们相媲美了。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差距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市场还不是十分规范。名牌公司和一般公司在一起，降低了中国企业的整体水平。同样是低价中标，有些工程的质量就不能保证，没有达到名牌公司名牌价钱这样一个局面。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业主明智，在招标过程中，设定一些要求去保护那些工程质量有保障的大企业，如要求项目经理必须曾经干过大的、有影响的工程等，可能就会好一些。
另外，管理上的差距很大。中国纲结构发展历史比较短，美国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钢结构工程，而我们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后这几年才突飞猛进的。所以即使是中国大型的正规公司和人家比，也还有差距。想实现大跨越，在短时间赶上他们，比较有难度。
《建造师》：以你的判断，你认为中国的钢结构行业将面临哪些机会和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建升和积累了哪些值得业界和同仁学习的经验？
鲍广鉴：钢结构行业面临的挑战和机会一样多。现在的建筑都讲造型，跨度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如中央电视台、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工程，这在中国的建筑史上都是没有的，如何做好这些工程，如何在以后的工程中有更好的表现，克服更多的困难，创造更多的“奇迹”，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更小，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建升和创造的在铸顶滑移、台架滑移、高低块滑移工法，都是在困难的时候，动脑筋想出来的。如深圳机场二期航站楼钢屋盖在国内首次采用多点承曲线钢管直接汇交点空间桁架结构，跨度大，有135米，结构形式独特，安装施工难度很大。我会同其他技术人员刻苦攻关，最后采用了“大跨度曲线连续桁架高空分榀组装、单元整体滑移”的施工工艺，仅用一台塔吊就把16榀桁架顺利吊装到长190米、宽135米的平面上，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如果只按节省机械台班费计算，就可节约开支128万元。
还有，在地王大厦施工中，我们一改传统的塔吊互吊的爬升方案，采用了一套“卷扬机＋扁担”辅助系统，较好地解决了二部塔吊的爬升难题，大大提高了塔吊的使用效率，加快了提升速度，为工期提前起了决定性作用。而大型内爬塔吊的拆除也是一项技术复杂、施工难度大的工作，我们采用了“以大化小、化整为零”的方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为国内同类工程的开展提供了范例。
无法停止的脚步
《建造师》：2005年获中国工程院院士提名，你对院士头衔怎么看？
鲍广鉴：2005年我被提名为院士候选人，但是这一轮已经选不上了。在申报时，由于没有经验，中建三局在职位一栏把我填了一个董事长，评审组最后讨论了好长时间，不知道这个董事长是干什么的。如果是写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话，希望可能还大些。也有很多人认为我还年轻，还有机会。因为要讲业绩的话，我确实是有很多的。3个国家科技进步奖，9个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也发表个很多论文，出过书，带博士和博士后。在国外，特别是日本，我的声誉很好。其实我也没有太大的欲望，而且我的最初学历只是中专，都是因为公司对我的厚爱，把我报上去了。
不过，施工企业里能有一个院士确实很难，大量的院士都是学院派。到目前为止，只有上海一家公司里有一个。
《建造师》：你是中国一级建造师,并且是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师协会资深会员，你认为，作为一名建造师，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和能力？
鲍广鉴：建造师的含义很广，包括工程管理、项目管理、项目造价等。作为建造师，首先要有在这个行业内有所建树的想法，并且在为人等方面口碑要好，每干一个工程都要给人留下好印象。而且作为建造师，尽管个人的组织能力很重要，但一个大的工程是靠集体智慧完成的，所以要团结周围方方面面的人。勾心斗角、互相指责的现象都不应该有，应该有宽容心。
一个好的建造师，要能让其他人领会自己的意图，能发现过程中的错误，也能提出好的建议。在深圳发展中心施工时，日本的钢铸设计高度最初在一米左右，图纸拿到以后，我想，在一米的位置，焊工操作很困难，建议他们改到一米三。那些日本人找到我说，这在日本，是要得奖的，因为一米三的位置正是工人站立工位的最佳高度，改成一米三，焊工的工作条件好了很多，质量也有了更多保证。现在，中国的钢铸设计高度都在一米二到一米三之间。
《建造师》：据了解，你一次又一次地抵挡住了金钱和物质的诱惑，抵挡住了国外猎头公司的捕捉，而甘心情愿地拿着并不多的国企工资？为什么？你怎看报酬问题？怎么理解“舍得”二字？
鲍广鉴：最初的“诱惑”是在深圳发展中心工程完成后，中建三局派我到香港一家合资公司当经理。但那时我接待了上海国贸大厦来深圳考察的业主，他们说上海国贸这个项目想让我们来做，我只好放弃了去香港的这个机会。当时能去香港是能让很多人羡慕不已的。不过后来到上海去做国贸，做得也很好，获得了上海市白玉兰奖和国家鲁班奖。
虽然拿奖不是目的，但当时我觉得，作为一名工程师，一名专家，既然接下了这个项目，就必须负责到底，不然就算是欺骗业主。以至于92800平方米、11000吨的钢结构，我们7个月就做完了，在上海也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找我，想让我去，开出的年薪有120万的，也有150万的。关于这个问题，一些新闻也报道过。有的人甚至给我一个公司，让我去做，但我一直没有离开。因为如果我去别处的话，肯定要和中建总公司发生利益上的冲突，我在中建工作了近半个世纪了，对我来说，情很难舍，而且中建也给了我很多荣誉，我当然不可能去和她对着干。
在中建三局，以前工资是一年六七万元，现在高了很多，而且我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每月有100块。够用了。在广州电视塔做顾问总工，我也是请示了上级后才决定去做的。
《建造师》：如今，你年过花甲，按常人的说法，是可以享清福的年龄了。你准备还要干多久？对于未来，你有怎样的打算和计划？
鲍广鉴：我今年66岁了，确实可以享享福了，但现在却停不下来，工作让我没有退路。现在，除了广州的电视塔顾问总工外，我还担任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工程的副经理兼任项目指挥、央视工程的副总经理兼专家组组长，鸟巢首席专家等职务，责任还很大，也不敢懈怠。2005年，为了这些工程，我共坐飞机109次。
如果不出意外情况，现在的打算是把手头参与的这几个大工程先认认真真地做完，然后开始好好休息。但最起码是两三年之后的事情了。很多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说不定到时，又会有什么推脱不了的事情出现，所以，那时也不一定就能清闲下来。如果真能闲下来，我准备对自己的人生总结总结，写点东西，带着老伴到处走走。这些年一直在为工作忙碌，欠家人很多。 |
